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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配资网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

王秀珍，一名平凡无奇的女子，在求学时光中，逐渐铸就了她那不愿沉溺于孤寂与冷落的个性。

王秀珍，这个名字听起来再普通不过。调查数据显示，仅在上海一地，同名女性便多达上百位。然而，本文所要讲述的这位王秀珍，其人生轨迹原本与那些平凡无奇的“王秀珍”并无二致。但随着时代的巨变，我国陷入动荡，“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这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女子却异军突起，从一名普通的工人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了上海市民口中的“马、徐、王”三杰中的“王”。

王秀珍，于1934年11月17日降临人世，她的故乡是辽宁省一个偏远的小村庄。在那个家庭中，她排行老六。随着岁月的流转，家族成员有的离世，有的被卖，最终小王秀珍成为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家境的贫寒让她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她的日常便是在野外采撷野菜、搜集柴火，甚至还要带领几个年幼的妹妹一同捡拾煤炭。每当她目睹那些家境优渥的孩子们背着书包，欢快地在校园中穿梭时，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羡慕。她渴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踏入学校的大门，开始学习知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16岁的王秀珍投身辽阳纺织厂，成为一名工人。那时，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充满活力，充满朝气，工作态度亦十分积极。不久，她便荣获车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继此之后，她先后成为厂级、市级、省级乃至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随后，她又被推选为辽阳市和辽宁省的人民代表。对于年轻的王秀珍而言，生活是充满阳光的。她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日渐成熟。在实践中，她逐渐领悟到，自己之所以能过上如此快乐的生活，家庭得以依靠她一人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基于这样的认识，1952年9月，王秀珍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初，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的王秀珍并未沉溺于既有的成就。在解放前，她仅接受了两年小学教育。进入工厂后，她积极投身夜校，致力于文化知识的提升，最终达到了高小的文化水平。1956年8月，她手持厂方开具的介绍信，孤身一人踏上南下的征途，目的地是上海。

“我校高小班毕业生，王秀珍同志，系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她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总平均分高达85分。她模范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特此推荐她报考，恳请予以考虑。”

王秀珍如愿以偿，考入了位于上海的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隶属纺织系统。初入校园，她心中充满了喜悦与好奇，毕竟那座城市是我国最大的都市，其中许多事物对她而言都是闻所未闻。入学初期，由于基础薄弱，她的学业成绩一度落后。然而，她并未因此气馁，始终保持着不懈的努力，利用课余时间刻苦学习。显而易见，她非常珍视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在持续的奋斗下，她的成绩稳步提升，每个学期都在不断进步。直至毕业前夕，她的成绩已跃居班级前列，六门课程中，她四门取得了满分，两门也获得了4分的高分。

在纺织工业学校，她凭借党员身份、劳动模范的荣誉，以及担任省人民代表的经历，自入学伊始便担起了学生干部的重任，历任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等职务。起初，她对于这些“官职”并不热衷，她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不愿过多涉足社会工作，一心只想专心致志地学习，以期未来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适应了这种角色。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经历，为王秀珍日后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固然不能断言担任过人民代表、学生干部的人必然卷入动乱，但对于王秀珍而言，这些经历可能提升了她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而且，频繁参与社会活动让她不甘于寂寞与冷落。正如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看到的，正是这种失落感促使王秀珍勇敢地站出来，成为第一个对上级张贴大字报的人。若一个女性平日里习惯于隐居深闺，沉默寡言，那么很难想象她会在“文化大革命”中高呼“造反有理”。或许，王秀珍的性格与经历早已注定了这一切。

王秀珍对这份新职务感到极度不满，心中萦绕着失落之情。然而，“文化大革命”却恰似一剂催化剂，重新点燃了她青春的火焰。

1960年8月，历经四年的校园时光，王秀珍从纺织工业学校圆满毕业，随后被分配至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进行实习。鉴于她此前在社会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的身上并未展现出当时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常见的书卷气和浪漫情怀。毕业仅一年后，她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实习期结束后，王秀珍被调至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亦被称为“国棉三十厂”。正是在这个厂中，她对厂党委产生了些许不满的情绪。

初至此处，王秀珍被暂时委以管理厂内技术档案的重任，以助她逐步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然而，她很快便察觉到这里的现实与她的期望相去甚远：在上中专之前，她便担任副厂长之职，月薪79.30元；而毕业后，她的月薪却降至79.20元，较以往减少了区区一角；她自以为凭借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及党员身份，能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至少成为车间主任，然而厂党委的决定却让她在管理技术档案一段时间后，仅被任命为织布车间的工长；随着两个孩子的接连降生，她不仅要工作，还需兼顾育儿重任，负担沉重，因此偶尔出现迟到早退的情况。厂方得知后，对她工作态度的不负责任提出了批评。显而易见，劳模的荣誉对她而言已遥不可及，她确实已经不再符合劳模的标准。此时的王秀珍，正处于一个女性由高峰跌入低谷的时期，现实远不如她所向往的那样美好，生活充满了诸多不如意……

王秀珍一时情绪激动，愤然辞去工厂职务，转而调至纺织工业局负责资料管理，意图脱离工厂环境，谋求在机关中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工厂方面坚决不同意她的离职，坚持要求她重返工作岗位。短短半年时间，她心怀怨气，经历了从工厂的离去再到归来的过程。从这一幕中，我们仿佛看到了王秀珍的人生犹如蜿蜒山涧中的细流，此刻正平静地流淌在她的岁月长河中。不满现实、积压怨气，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但真正能够改变生活的又有几人呢？生命如同一条河流，所有的痛苦、烦恼、不满、呼喊和乞求，最终都如同河中的泥沙，沉淀于河床，被历史淹没，只剩下静静流淌的水面。若非“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或许王秀珍的生活将就此平凡地延续。我们见证了一代青年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现实的不满，以及这场运动如何借助这种不满，激发出心灵的激情，最终走向悲剧。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王秀珍、王洪文以及其他众多后来成为运动先锋的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和心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中国大地蔓延，它也燃到了国棉三十厂。厂墙上贴满了如雪花般纷飞的大字报，短短数日便累积至上千张。这些大字报的内容，除了表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之外，大部分矛头直指厂内的私方人员。国棉三十厂曾是一家名为“仁德纱厂”的私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业经历了资本主义改造，实行了公私合营，厂中仍保留了一些私方人员。打击这些私方人员对工厂而言似乎有利可图，因此厂党委对此态度从容，党员干部们每日悠然自得地抽着烟，在大字报旁漫步。他们还组建了专门的大字报小组，对张贴的大字报进行编号，逐张抄录、分类和整理。

编号为“1051”的那张醒目大字报，让王秀珍在厂内声名鹊起。当她与同属造反派行列的乡里人王洪文初次相遇，两人便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一、修正主义路线

二、修正干部路线

三、无产阶级“文革”立场。

在大幅标语的最末一栏，署名的是11位同仁，其中最为显眼的是“王秀珍”这三个字。自此，王秀珍在厂内声名鹊起。那十几人联名的大字报，引起了上海纺织局党委的高度关注，于是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向国棉三十厂派遣工作组。工作组抵达后，鉴于厂党委难以正常运作，决定设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在角逐“文化大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职时，王秀珍的才华与资历得到了充分展现。她不仅是撰写那份挑战厂方权威大字报的首位作者，还曾身担多职干部，且身为党员，因此她顺利当选，坐上了“革委”主任的宝座。然而，“文化革命委员会”实则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运作，工作组成员大多属于“保”派，而王秀珍的理想却是持续发起挑战，从厂内到厂外。不久，王秀珍与工作组的矛盾日益激化。她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高扬起反对工作组的旗帜。

10月28日，王秀珍步入了上海市委接待站，意图向工作队申诉。步入大门之际，她忽闻背后有人呼唤她的名字：“王秀珍！”

王秀珍停下脚步，心中疑惑，不知是否有人在呼唤她的名字。她转过头去，只见是一位久违的老同学。

她匆忙趋前，与他寒暄数语。在她同学的身旁，站着一身高大、英姿飒爽的青年。同学便向她介绍道：

王洪文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这位是我的昔日同窗，王秀珍女士；而这位，则是我们造反派团体的领导核心——王洪文。”

在相互致意之际，王秀珍立刻辨识出王洪文的乡音，原来他们竟是同乡，来自东北！在这异地相逢的瞬间，两位同乡的身份——各自厂内的造反派领军人物——更令她倍感亲切。她转向王洪文，好奇地询问他们：

“有何贵干？”

“我刚刚结束了对北京的短暂探访，而北京传递的最高指示却是：派遣工作队乃不当之举！”

王秀珍急忙回应。

“你找个时间，去一趟我国的国棉三十厂，给他们宣传一下我们的立场，可以吗？”

王洪文应声答应。

他们约定，翌日下午，王洪文将前往国棉三十厂，向造反派传达指示。这标志着王秀珍与王洪文的首次会晤，亦开启了他们携手共进的新篇章。自此，王洪文勇于挑战权威，而王秀珍亦紧随其后；王洪文始终不忘提携王秀珍，王秀珍亦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与王洪文等人紧密相连，同甘共苦，共赴前程，无论风雨，无论顺逆。

次日午后的时分，王洪文准时踏入了国棉三十厂的厂区。王秀珍亲切地将他引入工会办公室，此时，已有十数位造反派的成员在此聚集等待。王洪文便向众人详述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透露，毛主席已明确表态，刘少奇派遣工作队之举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决策。他的一番话语激发了在场人员的情绪，使他们意识到曾被工作队蒙蔽的事实。在王洪文的指引下，众人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对工作队进行“炮轰”。王秀珍也毅然决然，不再担任“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之职，她聚集手下的追随者，组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4日，该战斗队在厂门口张贴了一幅题为《一对宝货-工作队和厂党委》的标语，直指工作队与厂党委。当天，王秀珍带领“战斗队”开展行动，她亲自带头，将工作队队长及厂党委负责人拉出来游行示众。这支“战斗队”声势浩大，高呼口号，一路从临青路至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遍历杨树浦工厂区。王秀珍等人的行动引起轩然大波，王秀珍的名字也因此声名远播。

投身“安亭事件”的激流，王秀珍毅然舍弃了家庭与孩子，徒步跋涉40公里，从南京一路走到六合。

11月6日，王洪文参加了“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此次会议上，上海各地的造反派领导人一致决定组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一致推选王洪文担任司令一职。11月9日，“工总司”于上海文化广场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听闻这一喜讯，王秀珍立即率领厂内一百余名造反队员，乘坐大卡车急速赶往市中心，为王洪文助威捧场。

然而，当天的成立大会并未如预期般取得成效。在大会召开前，“工总司”的领导层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三项要求，其中一项便是要求上海市长曹荻秋出席大会并接受批判。显然，上海市委对此要求断然拒绝。因此，随着“工总司”成立大会的落幕，王洪文决定乘坐火车北上，前往北京对上海市委提出控诉。

得知此事后，王秀珍立刻匆忙赶回家中，着手准备第二日的行程，以便能和王洪文等人一同前往北京。她的丈夫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王秀珍平日里在外张扬，风光无限，但孩子们在家中却饱受冷落，很少得到母亲的关爱。现在她又要离开家去北京，孩子们该怎么办呢？然而，王秀珍并未因此动摇，她的革命决心已定。面对丈夫的反对，她情绪激动之下，将孩子们托付给了邻居。

破晓时分，王秀珍便起身，带领她的造反队伍一同向上海北站进发。彼时，车站内“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人潮汹涌，场面一片嘈杂。不一会儿，他们强行推开检票口的大门，潮水般涌入站台。一见北上的列车，他们便纷纷登车，不一会儿，所有北上的列车均被挤得水泄不通。王秀珍及其手下亦成功挤上了其中一列火车。火车刚启动，只听一声刺耳的汽笛，便轰鸣着驶离。王秀珍透过车窗目睹，“工总司”的其他成员被抛诸其后。作为首批北上申诉的代表，她内心充满了激动。她开始构思，抵达北京后，该如何向上海市委提出申诉。

不料，火车驶入南京后竟戛然而止。此时，正值午后一点。来自安亭的讯息透露，王洪文所率领的“工总司”所乘列车，自上海启程后，于嘉定县内的安亭车站停靠。他们受阻于北上之路，王洪文一行人果断拦车卧轨，导致交通受阻。这一事件，即“安亭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震动。

“无论如何，我都要走到北京！”王秀珍语气坚定地宣告。紧接着，她与几位造反队员一同下车，踏上了徒步之旅，从南京跋涉至浦口，再从浦口前行至六合。正当此时，从安亭传来了最新消息：“安亭事件”爆发后，张春桥趁机抵达上海，会见王洪文及“工总司”的其他领导人，承诺满足他们提出的五项要求，并将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上海市委。至此，北上去告状的目的已圆满实现。王秀珍遂决定返回上海。

在张春桥的扶持下，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四人帮”的贼船。无论“四人帮”犯下何种恶行，她都难逃其咎。

11月21日的清晨，王秀珍接到了王洪文的来电，他提及要为她介绍一位重要领导，并催促她尽快前来。她挂断电话后，立刻起身前往，不久便抵达了红都剧场。

王洪文见那自诩为“急先锋”的造反者抵达，立刻示意她走近。

“王秀珍，认识张春桥。”

“久闻王洪文同志提及您的名字。身为党员与劳动模范，您在革命事业中理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王秀珍急忙应声点头。当时的张春桥，尚处壮年，正四处寻觅贤才，他注意到王秀珍的政治背景颇为理想，加之身为女性，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便诚挚地希望能将她纳入麾下。然而，王秀珍并非愚钝之辈，她深知跟随张春桥、王洪文行事存在一定风险，但鉴于张春桥如今位高权重，掌控上海，实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跟随他行事自是不会有损自身利益。

王秀珍迅速领略到了权力的滋味。在1967年沪上“一月革命”的风潮中，她果断站了出来，迅速掌握了国棉三十厂的领导权。进入二月，随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张春桥亲自点将，将她调入“革委会”担任副主任一职。因此，王秀珍在造反派中的地位迅速攀升，仅次于王洪文。正是她那全心全意遵从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指示，对王洪文言听计从，密切配合，使得王洪文对她另眼相看，并未因此产生芥蒂。

行文至此，我们的叙述遭遇了一定的困境，缘于自王秀珍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以来，其言行举止无不与王洪文等人，尤其是徐景贤、马天水紧密相连。在这伙人犯下的诸多罪行中，王秀珍或为参与者，或扮演着核心角色。可以断言，只要“四人帮”在上海犯下的罪行，王秀珍均有所涉。自“一月革命”起，她便诬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以及市委常委、市人大和副市长为“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们施以残酷迫害；在党的“九大”期间，她又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合谋编造《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并向与会代表散布，诬陷上海前市长陈毅“投降帝修反”、“包庇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期，她更是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参与了企图策动武装叛乱的事件……

“务必深入挖掘‘炮打’事件的根源”、“对这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绝不能手软”。在她的指使与指挥下，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这六所院校，就遭受了400余人的迫害，其中128人被捕监禁，5人因迫害丧生，3人精神失常。

在张春桥的精心策划之下，王秀珍与那些“小兄弟”们迅速崭露头角，跃升至中央委员的行列。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物，相聚一堂。

张春桥很快便深受触动。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夕，关于“九大”代表的人选，上海市委迅速拟定了一份名单。张春桥审阅后，眉头紧锁：“‘工总司’是上海老牌造反派的代表力量，而‘九大’代表名额却仅分配给了王洪文一人，这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王秀珍以及其他“工总司”造反派领导人的名字被增补进名单。王秀珍做梦也没料到，在“九大”会议上，她不仅当选为代表，还荣登大会主席团。选举结果揭晓，她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一同晋升为中央委员，地位迅速攀升。到了1973年，“十大”会议召开，王秀珍依旧好运连连，再度当选为“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从而达到了她政治生涯中权力的顶峰。尝到权力的甜头后，王秀珍对张春桥和王洪文更是忠心耿耿，竭尽全力。

张春桥

一是丧事应从简，不得超越普通职工规格；二是不得对涉事医生进行追究；三是暂缓将不幸消息告知其母。然而私下里，他致信儿子，要求上海市革委会对此事进行调查。王秀珍自张家得知“指示”后，即刻传达给相关人员，并决定组建调查组以查明张佩瑛之死因。该调查组由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及上海第一医学院共同组成，经详尽调查与分析后，认定此次事件纯属医疗事故，方兆麟医师并无任何政治问题。但王秀珍对此结论深感不满，认为调查组立场偏颇。张春桥的妻子亦秉承丈夫之意，在旁煽风点火，称张春桥对妹妹之死深感悲痛。王秀珍闻言，立刻召集调查组负责人，严厉批评一番，并要求调查组加强力量，从工宣队抽调人员予以充实。她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授意，指示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审视此事。在王秀珍的直接指挥下，调查组接连上演了一系列荒唐之举。

“这起案件事关重大。不久前，春桥同志来信，虽言辞谦逊，实则是对市委工作的高度信任。我们务必全力以赴，务必将此次事件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稍作停顿后，她继续强调：“这乃是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张佩瑛同志的离世，实乃两条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你们在审视问题时，务必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出发。务必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查明！”

在接收到如此严苛的指令后，调查组便动用了智慧与想象力，

我绝无意图陷害张佩瑛同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处理事宜，那是组织层面的职责所在。

请保重身体。抱歉。

养大孩子，为党民尽力。

有难找兄弟姐妹。

在我办公室右手边的抽屉里，放置着一张信封，里面静静躺着130元，那是平日里我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钥匙则妥善保存在学习班处）。

王秀珍的短白大衣在麻醉科柜中。

何不将那些商业手册与杂志尽数出售，只保留一些政治类书籍即可。

兆麟

鉴于方兆麟的坚辞不认，调查小组始终未能搜集到足以证明其“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证据。王秀珍对此深感愤懑。由于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她便无法向“春桥同志”作出交代。无奈之下，她下令将方兆麟无期限地监禁于秘密监狱。眼见一位无辜之人即将终生困于铁窗之下，却忽生变故。1975年秋季，周恩来总理听闻此事，遂召见张春桥，言道：“医疗领域难免会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应当吸取教训。然而，鉴于死者与你有亲戚关系，你如此行事，恐怕不太适宜。”一番话令张春桥无言以对。不久，方兆麟便获得释放。这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变故，让一贯擅长投机取巧的王秀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王秀珍还没意识到自己所靠的是座“冰山”。时光已经流到1976年4月8日。这天凌晨，睡得正香的王秀珍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她摸起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告诉她，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上海必须立即抓紧训练民兵，以备后用。王秀珍明白王洪文的意思，江、张、王、姚已经给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组织训练民兵，王秀珍他们也早就开始准备了。这次王洪文一提醒，王秀珍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指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加紧训练，并进行演习。她还为这些民兵进行战前动员：

当前局势错综复杂，斗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未来将面临更加错综和激烈的挑战。

我们须做好面对反复挑战的心理准备，即便遭遇断头或牢狱之灾，那些痛苦不过是生命中的一道微不足道的伤痕。

我们必须拼尽全力去奋斗，绝不能沦为投降者，更不能成为叛徒，务必坚持到最后一刻！

一阵磨刀霍霍的声响，竟让人难以置信这竟是一女子所发。然而，当1976年10月13日，王秀珍与马天水、徐景贤一同自北京返抵上海之际，他们身上那股凶煞之气已悄然消散。王秀珍踏上飞机舷梯，步履间沉默寡言，仿佛被霜雪打蔫的茄子。那些曾支撑她的势力均已崩塌，从此她孤身一人，无所依托。